茶荼之末
我们今天所使用的“茶”字，在古代的说法，与今有别，即“荼”字，如火如荼。“荼”，在古书上原意是一种苦菜和茅草的白花。我们透过“荼”字看“茶”，“茶”本意就是一种苦味植物。“荼”蜀人之谓也。《尔雅·释木》记载：“槚，树小如栀子，冬生叶，可煮作羹饮。
今呼早采者为茶，晚取者为茗，一名荈，蜀人名之苦荼。槚，苦茶。蔎，香草也。茶含香，故名蔎。茗蔎，皆茶之晚采者也。茗又为款客之上需也。”《载敬堂集》记载：“茶，或归于瑶草，或归于嘉木，为植物中珍品。稽古分名，槚蔎茗荈。”
在原始社会可能还没有分理治疗的说法，只有“食疗合一”和“吃啥补啥，喝啥补啥”之说。茶类植物油的止渴、清神、消食、除瘴、利便等药用功能，不难为人们所发现它的价值。东汉，华佗著《食经》记载：“苦茶久食，益意思。”所以，古有“夜饮茶，益思欲，而不眠”的说法。然而，古人早就将一般性的药用价值利用到了极致，作为一种常态化食疗法进行长饮常治的保健食品。
“食疗”是常见的方法之一，有平常预防和治疗的作用。太行山泽潞地区，现在仍传承一种习俗，在正月十五，要吃“茶饭”，意在除寒。用火燥玉米面，或者黍米面和生姜等，再煮沸食之，补充热量。到春天，吃苦菜，挖蒲公英根解毒开胃。到春夏之交，煮绿豆汤、喝黄芩茶、连翘茶来下火驱温。
秋后，喝山楂茶、大黄梨水等，这种简单实用的乡土办法，似乎就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“茶习”和对“泡茶”沿用。明代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茶苦而寒，最能降火，又兼解酒食之毒，使人神思爽，不昏不睡。虚寒及血弱之人，饮之既久，则脾胃恶寒，元气暗损……。”
至于太行山人有茶饮的习俗，众说纷纭。北宋，王安石《义茶法》记载：“夫茶之为用，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以无。”是对每天喝茶的一种评介。但对太行山人所饮用的茶名，基本一致，品种比较多，没有普遍的口味和定性的名堂。
在泽州县晋庙铺镇小口村东的碗子城山顶东侧，有一道石垒长城，非常有名。至于年代问题，争议不休。有说是战国至西汉、三国大魏之物，也有说梁晋之物。笔者登山揽之，无意中发现在一块精雕过的青石上，刻有“茶池”二字。此石刻与长城的年代肯定不符，应当是元明代之前，依水起建，供士兵饮茶而息的地方。在一个荒凉的大山之上有“茶池”铭刻，也让人足以兴奋一时。
要说与茶有关的石刻，在泽潞地区少之又少，在这里发现“茶池”，无疑是战争守卫者饥渴的栖息地之一。经查古志，羊肠坂道，还有一个名字，叫“饮马古道”。充分说明，这里地势险要，过往马车，登山负力汗流浃背，在此需要补充水份，喝茶而解。
泽州县孔匝村，大清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《堆金会添灯请香买茶碑记》记载：“尝闻因修劫累，果熟时香，春耕耘于南陇，秋收粟于北场，岂不从培滋中得来者哉？兹为玉皇上帝面前悬灯列鼎，设晨昏之旺气，张长久之光明……众皆慨然，欣作堆金之会，每岁收利，灌油买茶，上增神前之辉，中解各主之渴。”
晋城城区茶园村，清康熙三十四（1695）《茶店镇创修茶房三间碑记》记载：“修盖茶房，施银六两三钱六分。”《重修茶元社普照寺碑记》记载：“勒碑年代不祥，存茶园村。”
珏山山顶，清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《创建茶厦石井碑记》记载：“时届桃月，春归暑临。人多望井思源，盖杯茶济渴，能费几许？只此功德，十不见一。倏有陵川县积善村高应斗、高三乐、陡起善念，创建茶厦二间，石井一圆，募化吉土数人，共成茶缘美事，铭兹石碑永垂不朽矣。”
青莲寺大雄殿，清康熙元年（1662）《煮茶供饮碑记》记载：“于是会众等发慈悲心，结弘誓愿，各捐赀财，向青莲寺东廊下结庐安灶，躬为烹点。焙之以三昧炎，煮之以方便铛，贮之以甘露盐，既效烹煎之制，兼陈果物之资，以供十方善士渴饮所需，使步履者顿忘神力疲倦，烦何者不觉清凉生心焉？”
珏山南顶，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《恳祈捐金修葺茶房碑记》记载：“前贤善士在顶上坨腰修双茶房共众。兹因年深日久，风雨摧残，劝为修葺。”道光元年（1821）《重修茶亭碑记》记载：“茶亭之建，不知创自何时，考诸古碑，康熙御世曾经重修。至今百余年间，风雨飘摇，又就颓毁。后之之追念前志，不忍坐视，捐金鸠工，再光补葺。一时乐观厥成，故书以为记。”
大阳镇茶棚岭，大清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《碑子岭增补茶棚记》记载：“斯岭旧无茶棚，有之，自康熙壬子岁始，善士王老人必所创也。特两楹耳，而行者憩，渴者饮。至今几二十年，皆称老人之善也。而此地为阳、陵、泫氏之几道，往来者众。古人言：人有善心，神必佑之；神有灵显，必赖人以辅佑之。”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《补修北茶棚记》记载：“大阳镇茶棚岭，吾镇四邻旧有茶棚数所，迄今完整者，则首推此处。其修葺各年月俱有碑不可考，兹不赘述。”
